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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于《論語》的實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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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一、關于如何做人

  《論語》作為一部涉及人類生活諸多方面的儒家經典著作,許多篇章談到做人的問題,這對當代人具有借鑒意義。

  其一,做人要正直磊落。孔子以為:“人之生也直,罔之生也幸而免。”(《雍也》)在孔子看來,一個人要正直,只有正直才能光明磊落。然而咱們的生活中不正直的人也能生存,但那只是靠僥幸而避免了災禍。按事物發展的邏輯推理,這種靠僥幸避免災禍的人早晚要跌跟斗。

  其二,做人要重視“仁德”。這是孔子在做人問題上夸大最多的問題之一。在孔子看來,仁德是做人的根本,是處于第一位的。孔子說:“弟子,入則孝,出則悌,謹而信,泛愛眾,而親仁。行有余力,則以學文。”(《學而》)又曰:“人而不仁,如禮何?人而不仁,如樂何?”(《八佾》)這說明只有在仁德的基礎上做學問、學禮樂才有意義。孔子還以為,只有仁德的人才能無私地對待別人,才能得到人們的稱頌。子曰:“唯仁者能好人,能惡人。”(《里仁》)“齊景公有馬得到人們的稱頌。子曰:“唯仁者能好人,能惡人。”(《里仁》)“齊景公有馬千駟,死之日,民無德而稱焉。伯夷、叔齊餓死于首陽之下,民到于今稱之。”(《季氏》)充分說明仁德的價值和力量。

  那么怎樣才能算仁呢?顏淵問仁,子曰:“克己復禮為仁。一日克己復禮,天下歸仁焉。”(《顏淵》)也就是說,只有克制自己,讓言行符合禮就是仁德了。一朝做到言行符合禮,天下的人就會贊許你為仁人了。可見“仁”不是先天就有的,而是后天“修身”、“克己”的結果。當然孔子還提出仁德的外在標準,這就是“剛、毅、木、訥近仁。”(《子路》)即剛強、果斷、質樸、語言謙虛的人接近于仁德。同時他還提出實踐仁德的五項標準,即:“恭、寬、信、敏、惠”(《陽貨》)。即恭謹、寬厚、信實、勤敏、慈惠。他說,對人恭謹就不會招致侮辱,待人寬厚就會得到大家擁護,交往信實別人就會信任,做事勤敏就會取得成功,給人慈惠就能夠很好使喚民眾。孔子說能實行這五種美德者,就可算是仁了。

  當然,在孔子看來要想完全達到仁是極不容易的。所以他教人追求仁德的方法,那就是“博學于文,約之以禮,亦可以弗畔矣夫!”(《顏淵》)即廣泛地學習文化典籍,用禮約束自己的行為,這樣就可以不背離正道了。同時也要重視向仁德的人學習,用仁德的人來助助培養仁德。而仁德的人應該是自己站得住,也使別人站得住,自己希望達到也助助別人達到,凡事能推己及人的人。即:“己欲立而立人,己欲達而達人,能近取譬,可謂仁之方也已。”(《雍也》)

  其三,做人要重視修養的全面發展。曾子曰:“吾日三省吾身:為人謀而不忠乎?與朋友交而不信乎?傳不習乎?”(《學而》)即:我每天都要再三反省自己:助助別人辦事是否盡心竭力了呢?與朋友交往是否講信用了?老師傳授的學業是否溫習了呢?夸大從自身出發修養品德的重要性。在此基礎上,孔子夸大做人還要重視全面發展。子曰:“志于道,據于德,依于仁,游于藝。”(《述而》)即:志向在于道,根據在于德,憑籍在于仁,活動在于六藝(禮、樂、射、御、書、數),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地做人。那么孔子為什么夸大做人要全面發展呢?這里體現了孔子對人的社會性的認識,以及個人修養的相互制約作用,他說:“舉于詩,立于禮,成于樂。”(《泰伯》)即:詩歌可以振奮人的精神,禮節可以堅定人的情操,音樂可以促進人們事業的成功。所以,對于個人修養來說,全面發展顯得極為重要。

  二、關于君子人格的塑造

  《論語》許多篇幅談及君子,但這里的君子是一個廣義概念,重在夸大一種人格的追求,教人做一個不同于平凡的人。為實現這一目的,《論語》提出了君子的言行標準及道德修養要求。

  其一,“君子不器”。孔子以為作為君子必須具備多種才能,不能只像用具一樣,而應“義以為質,禮以行之,孫以出之,信以成之。”(《衛靈公》)也就是說,君子應以道義作為做人的根本,按禮儀來實行,用謙遜來外達它,用忠誠來結束它,否則就談不上君子。

標簽: 孔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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